■耿瑞
抗日题材的小说很多，但大多是从非审美观念的主导下瞰视那段历史，虽然也不乏描写民间抗日斗争的，但在非审美观念审视下或多或少地滤去了原生态的鲜活和生动，连同隐藏在生活之中的文化流动。长篇小说《青诀》不同，作家田彬立于民间，从草根的视角讲述了大青山普通百姓具有原生意味的抗日生活，虽然略显粗糙了些，却是一支真真实实的山丹花，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民间文化是一种阳刚挺立的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传延数千年的生命根基，民间文化在此意义上可称为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青诀》中，大青山世代为农的百姓面对日寇的侵略奋起抗争，是民间文化导致的自发性斗争，因此，面对这一民间举义的历史，只有立足于民间文化的自觉，才能真实地予以反映和再现，也只有民间文化中固有的价值判断才能真正解读这一历史，还魂于这一历史。《青诀》正是作家立足于民间审美价值判断的立场，认识和把握这一历史，才使小说具备了原生意味的鲜活和生动，再现和保留了被非审美观念忽视或有意过滤掉的根性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使小说具备了文学意义上的真实。
小说讲述了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从自发反抗日军侵略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击侵略者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斗争。作者立足于民间，深入揭示了这一历史斗争的本质。作品有意选择了日军深入大青山开发金矿这一事件作为引子，集中描述了根据地百姓反掠夺反侵略的斗争事迹。日军要采金，而金矿又恰恰在当地百姓祖坟的聚集地，不管是否真有此事，但作为一种象征或隐喻都深刻地揭示了日寇侵华的罪恶目的，即要挖中国百姓的祖坟，这是灭祖灭宗断子绝孙的罪行，必然激发百姓举义抗争。如此便给这一场抗日斗争赋予了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必然性。这是简单的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观所难以企及和无法表达的深层次的审美判断，一种基于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具有亘古不变的法则，即对人性的文化判断和对人世间诸事万物的判断，一种超越时代，甚至超越民族的文化审美判断。
在牛家村百姓眼里，人只有两种，即好人与坏人，以小兰为代表的众多抗日英雄自然是好人，连日本兵山本四郎也属好人之列，而坏人除了侵华日军外，还有汉奸油屁股和牛家老二的金龙。油屁股是中国民间“牛二”类型的社会渣滓，一个不要人的尊严，自觉把自己开除出人类的畜牲。而金龙则是典型的败家子形象，油屁股吃喝嫖赌坏事干尽，当汉奸是必然的，而金龙作为败家子，在家则败家，在国则败国，虽然也参加抗日团队，但最终当了汉奸，也有其必然性。《青诀》告诉我们，人好人坏是其人性善恶使然，而不是人性之外的其它因素。日本兵山本四郎虽然是侵略者，但他人性中的善良尚在，所以处处帮着牛家村人，并与同样善良的村姑迎春产生了爱情。好人到哪儿都是好人，坏人到哪儿都是坏人，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易”，这一单纯的却隐藏无比深厚的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使小说具备了鲜明的民间文化意味，民间文化更具稳定性和恒久性，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渊源流淌的长河，是更具审美价值，更具文学性的本质文化。因此，在好人坏人的判断上，具有超越民族、超越阶级、超越人的政治立场，人们文化修养的审美价值，无论是牛家村人还是日本侵略者，都有好人与坏人，无论是富户、穷人，就是在共产党队伍中，也有姚参谋长、仇主任的好人与坏人之分，这就彻底颠覆了以往的以民族、阶级、政治等人的外在显身份作为好人、坏人评判标准的非人价值观，而回归于以人性善恶为标准的价值观，这也是文学回归“人学”的表达。
小说《青诀》在描述情爱上也同样立足于民间，表现了一种有别于其它小说的民间“情爱”观。
艳秋是首富杜家的大小姐，又是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属于大家闺秀，与牛家玉龙相处，产生了爱情，这是牛、杜两家都极力反对的，但他们爱得热烈。两人有共同点，艳秋是封建家庭杜家的叛逆，而玉龙是牛家的“犟子”，民间有话“家有犟子不败家”，天生的抗争精神使两个家庭不同、文化修养各异的年轻人在对日寇的斗争中产生了类似儿童过家家的爱情。艳秋与玉龙都是作者笔下带有民间传奇色彩的人物，而他们的爱情，更是天真无邪纯洁美丽。山本四郎与迎春在相互接触中也产生了爱恋，民族差异，乃至敌对阵营的生活，都阻断不了两个异族年轻人的相恋，同样爱得纯洁美丽，这也许会让人误为“爱情至上”的创作理念下的处理，其实，这正是民间爱情观的生动体现。从《诗经》中的情歌到现当代流传民间的“情歌”对爱情的推崇和追求一脉相承，这是人性在民间的本质写照，《青诀》中的爱情表述，是超阶级、超民族的真正人性化的爱情，作品以这种非功利化的审美过程的真实描述，还原了爱情的本质意义，鲜活、生动，充满生命张力。
人物传奇化是民间审美的固有特色，百姓们往往把自己在生活中经历过的种种苦难和有过的种种成功加到历史和传说中的人物身上，寄托了他们的生存经验和生存希望，在他们身上满足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价值和追求，传奇化是民间精神诉求的移情表现，是对原生态生活的艺术提升。
小说《青诀》中的人物玉龙、艳秋等也不例外地被作者传奇了一把。艳秋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由于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她憎恶封建家庭的束缚，渴望自由，而自由恰恰是民间文化的精髓，自然而然地，她放弃大户人家小姐身份后，便溶入了民间并在与玉龙纯洁无邪的热恋中，迸发了一位少女的所有光华。她在遭到日本鬼子蹂躏后，愤而拉起了一支民间女子抗日武装，与日军展开了惊天动地的拼搏！她的反抗并不完全是为了 “保家卫国”，而是为了人的特别是女性的尊严而进行的一场诗意盎然的“复仇”。作品从人的层面入手深刻揭示了“抗日”的审美价值，即抗日并非是国人单纯为了国土或其它别的什么身外之物进行的抗争，而是为了维护国人的尊严，为了人的根本权益而进行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同样，一群道姑舍身诱敌杀寇的壮举也具有深刻的文学内涵。道姑的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也并非显层次的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可解释的，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她们是为信仰而战，为理想而献身，作者就是这样还原了生活并令道姑们从民间崛起，如群山般地屹立大地！……就连一次次的抗日战斗也都具有传奇色彩，所以整部小说就都笼罩在一片神奇灿烂的传奇光华中。
小说《青诀》传达出的民间文化的强烈生命力，还在于作品的语言选择。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地域色彩鲜明的语言——“方言”，令作品的内旨与形式有机融合统一。一些“古语”的应用，给人物增加了历史感，也把作品的文化定位准确地标志出来。
《青诀》是一部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小说，由于作者立足于民间文化视角，赋予作品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描述，使它象从大后山深处挖掘出的一颗粗粝的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珠玉，成为当代中国众多抗战题材作品中的一支奇葩。
听说小说已改编为电视剧，我热切地期盼在荧屏上目睹这一段抗战传奇！
（作者系内蒙古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