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雪平
“十五五”规划建议和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均提及“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这一全新表述。近日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更以专门一节的形式，将其纳入未来五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清单。如何把握这一表述的系统内涵？什么是“优质”的生活空间？它究竟为谁而建？又该如何“创造”？对话邀请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亚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村经济》副主编、编辑部主任陈秋红两位专家和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红岩镇照壁村党支部书记何继光展开交流讨论。
从以往的“改善、提升”走向更主动的系统塑造
记者：在“十五五”新起点提出“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这一全新表述，是基于怎样的考量？是否意味着中国乡村发展的战略重心正从“物的建设”转向“人的感受”？
王亚华：在“十五五”新起点提出“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是基于对乡村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经过“十四五”时期的集中补短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有没有、够不够”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个长期趋势：近40年来，我国自然村数量减少约150万个，行政村减少近50万个。人口持续流动、村庄分化加剧，使得乡村建设不能再沿用“全面铺开、平均用力”的思路。“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提出，并非意味着“物的建设”变得不重要，而是强调从以往偏重规模化、覆盖式投入，转向更注重以人为本、品质提升、集聚式发展。《纲要》中强调的“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其实都在指向一个核心：以人为本——把建设成效更多对准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目标是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陈秋红：当前，乡村建设由解决“有没有”问题，逐渐转向解决“好不好”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并非简单的概念更新，而是践行“坚持人民至上”原则，让农村居民乐享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城乡之间在生活环境方面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在农村老龄化加剧、青年外流、人口结构分化等趋势下，乡村面临“留不住人”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是兼具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地域综合体，在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农村居民对乡村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的空间统筹和功能契合，建设更美好的家园有强烈需要。“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集中体现了农民对高质量生活条件、稳定发展机会和良好社会秩序的整体期待，是在物质条件基本改善的基础上，推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型，强调实现“物与人协同优化”。
记者：回顾以往政策表述，从“村容整洁”“生态宜居”，再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如今提出“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应怎么理解这次表述的改变？
陈秋红：早期提出的“村容整洁”重点在于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解决乡村长期存在的“脏乱差”问题，属于环境整治层面的基础工程。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生态宜居”强调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实现从单一整治向整体改善的转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则将生活品质、产业支撑和乡风文明纳入统一框架，推动乡村从“局部优化”到“整体推进”的系统性升级。“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强调空间形态整合与生活品质提升，是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的空间化和系统化表达，体现出从单项工程治理向系统空间重构的转变。
王亚华：理解这次表述改变，关键要看到它们不是简单替代的关系，而是递进与包容的关系。“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是在已有成效的基础上提出更高层次的乡村建设目标。“创造”二字很关键：它强调从以往的“改善、提升”走向更主动的系统塑造，把乡村生活从“有没有”推进到“好不好、优不优”层面。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乡村不仅要“干净美”，更要让日常生活和公共服务更加方便、可及、可持续，能够支撑人口适度回流，让乡村成为充满田园诗意和宜居氛围的家园。
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要兼具宜居、宜业、宜心、宜情
记者：“生活空间”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它比“居住环境”或“村容村貌”有着更丰富的意涵。在您看来，应该怎么理解这个系统概念？
王亚华：“生活空间”是集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等日常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聚合体。从乡村发展的国际经验看，欧美日韩等国的乡村普遍经历了从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综合性生活空间的转型。相比“居住环境”，它更关注生活是否便利、公共服务能否可及、设施有没有人管、能不能长期使用；相比“村容村貌”，它强调的不只是“颜值”，更是生活的品质和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
陈秋红：“生活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形态，也是承载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综合地域系统，由物质空间、公共服务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就业承载空间等构成。
首先，物质空间是基础，包括住房、村庄布局以及道路、供水、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其次，公共服务空间体现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对农民基本生活质量发挥保障作用。再次，社会交往空间涉及邻里关系、基层治理和文化认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结构和精神生活。最后，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就业承载空间，理应被纳入“生活空间”的内涵之中。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物质前提。如果缺乏产业支撑，生活空间将难以持续运行。
何继光：在我看来，“生活空间”是以老百姓为中心、宜居又宜业的整体概念，比单纯的居住环境、村容村貌要实在、丰富得多。
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红岩镇照壁村在2022年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紧挨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剑门关。在乡村建设中，我们坚持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一起抓，主动融入剑门关—昭化古城连片建设世界级旅游景区的部署，用好“蜀道”这块金字招牌，完善旅游步道，美化村庄环境，建起“小木屋”民宿、“照壁人家”农家乐。同时，推进昭化区猕猴桃现代农业园区照壁片区提质增效，盘活低效园区，引来业主经营，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售卖农特产品，让乡亲们在优美舒适的环境里生活，在就近稳定的岗位上就业，真正打造出居住有品质、服务有保障、发展有奔头的生活空间。
记者：什么样的生活空间属于“优质”？除了物理上的“方便舒适”，是否还包含心理上的情绪价值和人文上的乡愁寄托等更深层次的内涵？
王亚华：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内涵是多元且立体的，“优质”至少包含了空间的使用价值、公共价值和情绪价值三个维度。空间的使用价值对应物质层面的现代生活条件。比如各类基础设施“村村通”、基本公共服务“户户有”，以及良好人居环境“人人享”，让乡村生活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乡村空间的公共价值体现在绿色发展方式和可持续的社会生态系统上。它更强调在“物的现代化”之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保乡村发展的整体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为后代留足生态空间。
情绪价值反映乡村居民对生活空间的深层感受与文化认同。情绪价值的感知包括完善的治安体系带来的居住安全感、和谐的邻里关系带来的日常归属感、体面的生活条件和平等的发展机会赋予的生活尊严，以及通过保护传统村落和农耕文化所留住的乡愁寄托。
陈秋红：从更深层次看，我认为“优质”还体现为未来生活的可预期性。稳定的就业机会、多元的收入来源和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是支撑生活质量长期提升的经济基础。可以说，生活便利、发展有望、情感有依，缺一不可。
何继光：我认为优质生活空间是宜居、宜业、宜心、宜情合在一起的完整空间，不光要住得安全方便、环境清爽舒适，更要有暖心的情绪价值和浓浓的乡愁寄托。
照壁村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村里张家堂屋门前“勤农选课”“德寿兼优”两块牌匾代代相传，一砖一瓦、字里行间都藏着川北人的精神价值和化不开的浓浓乡愁。在村民心里，创造优质生活空间就是守好绿水青山、传统院落，把文明乡风传下去，让家园既有乡土味道，又有烟火温情，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舒适，又有乡村独有的人文温度。
记者：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应为谁而建？受众主体是否应兼顾农民与市民？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其建设应该注意什么？
陈秋红：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首要服务对象必须是农民。乡村建设根本上是要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发展能力，增强其获得感与归属感。在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创造中，农民既是直接参与者，也是直接受益者，还是意志主体和决策主体。相关成果应该惠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这是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基本前提。
当然，在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乡村生活空间的受众范围也在扩展。随着城乡人口流动、交通条件改善和数字经济发展，乡村逐步具备承接城市功能外溢的条件。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承接功能应建立在保障本地农民权益的基础上。
王亚华：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受众群体确实更趋多元，但要把握好两个面向。
一是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当前全国乡村常住人口数量庞大，其中“一老一小”问题尤为突出。因此，创造优质生活空间，首要任务是精准回应农民对现代生活的基本需求：让孩子在家门口能够“上好学”，让老人在村里就能“看好病”，让青壮年拥有稳定的就业机会和体面的收入。这既是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现实要求，也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
二是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随着城市居民对乡村的休闲、康养、研学等需求不断增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在快速发展。优质生活空间客观上能为退休群体提供康养环境，为城市家庭提供亲子研学空间，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平台，也为城市居民提供周末休闲好去处。
何继光：这两年，照壁村一边着力改善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条件，让大家日子过得更方便、更有尊严；一边适度发展乡村旅游，吸引城里人来休闲体验、康养养老。我们既守住乡村本色、保障农民利益，又敞开山门迎接市民，既疏解了城市部分休闲康养功能，又带动村集体增收、村民就近就业，走出一条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子。
以县域统筹推进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建设
记者：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是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关键任务。当前阶段应更加注重从哪些方面补齐？
王亚华：当前，必须从“村、户、民”三个层次系统发力，既要解决硬件设施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更要突破软性服务的瓶颈。
在“村村通”的层面，重点要解决基础设施覆盖不均和公共服务平台支撑不足的问题。部分偏远自然村（组）在道路硬化、冷链物流、寄递配送等基础设施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要打通出村“最初一公里”和下乡“最后一公里”的双向梗阻。在“户户有”的层面，关键要精准识别差异化需求。脱贫户、低保户需要兜底性保障，返乡创业人员需要生产生活配套，老龄户需要适老化改造。在“人人享”的层面，重点是提升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和可及性。农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已从“有”转向“优”，更关注“看好病、上好学、养好老”，让农村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陈秋红：软性服务方面同样重要。当前乡村普遍面临基层医疗人才留不住、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不高，以及基层政府财政配套不足等问题。相较于一次性工程建设，这些软性服务的发展需要经历长期过程，需要有持续的制度保障与运营支持。因此，未来补短板的重点应在“设施完备”的基础上逐渐转向“服务可持续”，在体制机制创新和资源配置优化上实现突破。
何继光：现在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生活方便、身体健康、养老有靠、娃儿有人管这些实在事。
照壁村和红岩镇沙坝社区成片联动，重点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惠民上发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做好适老化改造，强化儿童关爱和学前教育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的公共服务。同时，我们还经常组织村民和社区居民开展传统技艺比拼这类文化活动，补齐精神文化短板。
记者：有观点认为，乡村优质生活是城市生活的“平替”，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我们所追求的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与城市发展有什么不同？当前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陈秋红：将乡村优质生活简单理解为城市生活的“平替”，在逻辑上是片面的。城市与乡村在空间形态、功能定位与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乡村若以城市为目标，往往容易陷入资源错配与同质化竞争。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不是复制和模仿城市，而应在完善现代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放大乡村的功能特点、生态优势与文化特色。换言之，乡村优质生活应是现代服务与乡土特色的融合，而不是对城市消费形态的机械移植。
王亚华：从实践看，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美丽圩镇建设便不是简单复制城市景观，而是立足所在乡镇的特色，通过“七个一”建设（一个美丽入口通道、一条示范主街、一处房屋外立面提升样板、一个圩镇客厅、一个农贸市场、一条美丽河道、一个绿美生态小公园），强化乡镇联城带村的节点功能，既保留了南粤的乡村生活肌理，又注入了现代要素。
还有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以文化创意产业创造乡村生活空间的路径。当地通过“老屋认租”等方式盘活闲置古民居，以低成本修缮吸引市民投资创业，并以“新村民居住证”制度推动新老村民融合，同时活化非遗资源、培育新业态，实现“人来、村活、业兴”的良性循环。两个案例共同说明，乡村优质生活的价值，不在于像城市，而在于将乡村特色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活吸引力。
记者：以县域为单元、乡镇为支点、村庄为抓手的乡村集聚发展模式，是未来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探索方向。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在具体操作中，怎么用好县域这一集聚载体，有效撬动和配置资源，加快构建优质生活空间？
王亚华：以县域为单元推进乡村集聚发展，最大优势在于空间尺度与统筹能力的精准匹配。县域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枢纽，既有相对完整的行政权限和财政能力去统筹资源，又能精准对接村庄的实际需求。以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为牵引，能够在县域层面统筹产业、设施、服务配置，让每个村在整体布局中形成互补定位，成为“活子”而不是“孤点”。
以县域统筹推进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建设，需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一是在县域统筹的框架下完善城乡多规合一和村庄分类施策机制，把乡村建设从项目分散推进转向制度化、体系化供给，更好满足农民对现代生活的整体需求；二是在政府主导基础上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让农民在规划、建设和治理全过程中有更实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三是建立建设与管护并重的长效机制，健全资金整合、运营维护和责任落实制度，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可持续、高水平运行。
陈秋红：当前阶段，应首先强化县域统筹谋划与整合能力，通过统一空间规划、公共服务布局和产业发展导向，避免重复建设与无序竞争。同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项目整合机制，推动教育、医疗等资源在县域内合理布局。此外，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土地、资本、人才等要素在县域范围内高效配置，增强乡镇和重点村庄的吸引力。通过这一发展模式，可在更大尺度上加快构建功能完备、分工合理、运行高效的优质生活空间。
记者：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我国乡村建设正经历从“物的建设”向“人的感受”的深刻跃迁。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应是集居住、就业、消费、休闲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聚合体，既满足“宜居、宜业”的物质刚需，更要抵达“宜心、宜情”的精神追求。其首要服务对象必须是农民，也要为愿意扎根乡土的人才搭建发展平台，在县域统筹中实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唯有守住乡土根脉、补齐软硬短板，方能让乡村成为既有现代便利又具田园诗意的美好家园，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持久活力。
（据《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