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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于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古籍文献特藏馆

《静惕堂尺牍》 解锁尘封的记忆

《静惕堂尺牍》全四册

《静惕堂尺牍》内封、序前

《静惕堂尺牍》目录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李蒙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研读古籍,才能让书中的冷门绝学走出来,才能让古籍“活”起来。在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古籍文献特藏馆中收藏着国内较为珍贵的古籍《静惕堂尺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古籍,仔细研读一下。

涉及众多古代名人

《静惕堂尺牍》为明清知名文人、学者曹溶之信札。曹溶(1613年—1685年),字秋岳,号倦圃,别号金陀老圃,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考选御史。入清后,历任河南道御史、顺天学政等职。一生著述极富,著有《静惕堂诗集》《静惕堂词》《倦圃莳植记》《崇祯五十宰相传》《静惕堂尺牍》等。清代学者视曹溶为浙西文坛领袖,“清词三大家”之一。该书收录了曹溶与项嵋雪、项东井、李山颜、朱葵石、俞右吉、倪伯屏、杨香山、叶星期、孙子彰、文可、沈秋涧等著名学者、文人的尺牍662通,涉及人物约180人。

作为研究古籍文化的专家,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冯丽丽对这本古籍作了详细介绍。“尺牍是古人书写的工具,是一种用一定规格的木板(少数用三棱形木柱)经刻写文字后制成的书籍形式。《静惕堂尺牍》内容非常丰富,有向友人请托、致谢、借书、邀约等生活细节的展现,也有心系百姓疾苦,眷恋旧朝(明朝),一心归隐的情怀抒发。”冯丽丽说,该书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一部蕴含作者经历、交友、思想等丰富内容的史料宝库。

据史料记载,曹溶在明亡后仕清,初授原官,起用河南道御史,任顺天学政督学顺天,与傅山、朱彝尊、阎若璩等人交好。康熙三年(1664年)裁缺归里后,尝于家乡筑书楼于倦圃别业,称“静惕堂”,从此专事学术研究,不复出仕。因此,一般后代读者一看到“静惕堂”即知和曹溶有关。

另据《师承接受与浙西立派——曹溶与吴陈琰》一文载,朱彝尊认为清代浙西词派创始者是曹溶,与龚鼎孳并称“龚曹”。曹溶主张词要有真性情,转益多师,兼学南北宋,又自成风格。作为明末遗民,曹溶的个人品质与书画鉴藏也是联结他与遗民志士友谊的重要纽带。关乎曹溶的书法,多见于古书画题跋及与友人书信往来,其书体大多为行楷书小字为主。

特殊钤印更显珍贵

呼和浩特市图书馆藏《静惕堂尺牍》八卷,清曹溶撰,清黄汝铨选,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黄汝铨揖峰亭刻本,四册一函。版框高17.8厘米,宽12.3厘米。半叶(注:通现代“页”)九行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粗黑口,单黑鱼尾,鱼尾下镌卷数、页码。牌记镌“广宁黄学山选辑/静惕堂尺牍/揖峰亭藏板”。卷前首列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黄汝铨序,次列陈箴序、目录。内封、序前、目录前、卷端皆有钤印,有“揖峰亭”“恭俭谦约”“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居易堂”“深根宁极”“子重”“颂臣”等。

钤印是中国古代官方文件或书画、书籍上面的印章符号。其意义在于表明所属者对加盖印章之物的拥有权、使用权或认可。

据冯丽丽介绍,“安乐堂”是清宗室胤祥室名,胤祥(1685年—1730年)系清圣祖玄烨第十三子,封第一代怡亲王,谥曰贤。“明善堂”是乾隆年第二代怡亲王弘晓的藏书处。弘晓(?—1778年)别号冰玉道人,袭封怡亲王,其明善堂的藏书印,多是“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明善堂珍藏书画记”,亦有“明善堂鉴定书画印”“怡王秀亭冰玉主人鉴赏书画印记”等,这些都从侧面佐证了呼和浩特市图书馆藏《静惕堂尺牍》曾被皇室成员收藏在怡府,由胤祥、弘晓递藏。

“居易堂”“恭俭谦约”“深根宁极”“子重”“颂臣”因资料缺乏,暂时无考。“居易堂”“恭俭谦约”曾同时出现在其他古籍上,推断为同一主人藏书印。呼和浩特市图书馆新入馆藏中也发现了钤有“居易堂”的古籍,由此推断此批古籍主要是“居易堂”所藏。另外,该书中有大量铲板产生的墨钉,除几处因错字而铲板外,其余铲板集中在人名上,此现象较为少见。

我市藏品珍贵独特

曹溶尺牍的几个选本中,胡泰本存世复本量大,茅复本有河涧堂本、慎余堂本、致和堂本、同文书局本等,版本最多。黄汝铨本只有康熙三十九年刻本,且仅见国家图书馆、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有藏,版本价值较高。从诸家书目查询,且经过嘉兴市图书馆与呼和浩特市图书馆馆藏书影对比后,发现两部书为同一版本,呼和浩特市图书馆馆藏本为初印本,嘉兴市图书馆馆藏本较之后印。

该藏本钤“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为怡府藏书印记,“安乐堂”为清圣祖玄烨第十三子、第一代怡亲王胤祥室名,“明善堂”为第二代怡亲王弘晓藏书处。怡府藏书属清朝宗室藏书大家,传承长达百年之久,其藏书多世所罕见之本,由此亦见该藏本版本之珍贵。

图书馆作为知识与人类的桥梁和纽带,有义务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我国进行的古籍普查以及古籍普查平台建设就是一项惠及子孙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另外,对古籍进行复古修复、翻拍复制、数字化复制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保护行动,而提高全民对优秀文化遗产的爱护和珍视则是这项工作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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