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899年—1983年），四川内江人，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他曾亲赴四川夹江，与当地造纸人一道改进技术，成品“大千纸”从此名声大噪。2006年，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安徽宣纸来源断绝

张大千赴夹江寻纸

张大千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所不通，山水、人物、花鸟都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20世纪20年代，他与其兄张善子创立“大风堂画派”，俗称“大千画派”，被称为中国画坛的“蜀中二雄”。20世纪30年代，他与北方大画家溥儒（心畲）齐名，被称为中国画苑的“南张北溥”，张大千被中央大学聘为艺术教授。1949年后，张大千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

敦煌学，作为一门“显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序陈垣《敦煌劫余录》中有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依陈寅恪的观点，张大千当属“预流”。早在1939年，张大千便将艺术的目光锁定了敦煌。他筹措经费，备办纸张、颜料，准备到敦煌，攀登绘画艺术新峰。殊不知，偌大一座成都城，竟买不到绘画用的宣纸。当时，侵华日军已经占领安徽泾县，宣纸来源断绝。张大千着急地找到“诗婢家”装裱店的老板郑伯英帮忙想办法。郑伯英告诉他，安徽宣纸眼前是弄不到了，只有四川夹江的粉连四纸。先生何不一试？

夹江造纸始于唐，继于宋，兴于明，盛于清，有1000多年历史，素以质量佳、技术精、品种多、宜书宜画、历史悠久而载誉巴蜀。明代《蜀中名胜志》记载：“嘉定尖山下皆纸房，薄如蝉翼而质坚可久。”清康乾时期，夹江纸中的“方细土连”“长帘文卷”更成为“贡纸”和“文闱卷纸”，每年上贡十万余张，用于皇室家族和科举考试。然而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受西方造纸、印刷等新技术冲击，夹江造纸渐渐落后于时代，工艺不得改进，规模不得提升，诸多造纸者纷纷破产。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对纸张需求激增，夹江造纸方才有了再次勃兴的契机。1939年冬，张大千来到夹江寻找画纸。

石子清，夹江手工造纸大户，声誉很高，其作坊位于夹江县马村乡石堰村。张大千到来时，石子清已去世，作坊由其子石国良主持。用惯了安徽宣纸的张大千，试用了几张石国良的“作坊纸”，皱起了眉头：纸韧性较差，抗水性不强，洁白度也不够。于是，大千先生在作坊住下来。蹲窖池、看沤竹、捶竹料、上篁锅、辨帘纹、捣石臼、上纸榨、刷纸、切边角……张大千找到了原因：当时的夹江连四纸全部用纯竹料制作，所以有上述缺点。张大千遂同石国良商量，改革原材料搭配，在竹料中加入寸把长的棉、麻纤维，以增强纸的拉力，在纸浆中配入一定比例的白矾、松香等，以增强纸的抗水性和洁白度。经反复试制、试写、试画，新一代夹江国画纸问世了。

用夹江纸临摹敦煌壁画

“大千纸”由此闻名全国

张大千根据绘画的需要，亲自为夹江国画纸定下了大小规格（四尺乘二尺、五尺乘二尺五寸）；亲自设计了宽纹纸竹帘，并巧妙地制成暗纹，印在纸上；在纸的两端做云纹花边。经过改进，画纸拉力增强，可承重笔，洁白细腻，浸润性好，书画皆宜。当然，制作这种纸张要比一般纸费时费工。“只求有纸用，何惜出重金。”张大千以五六倍于普通纸的价格，第一次就向石国良定购了20000张。

1940年春，张大千再次来到夹江，验收石家作坊所制之纸。不久，他带着夹江生产的书画纸去到甘肃敦煌，率领他的画友、学生、子侄，对敦煌的古代壁画进行了大规模临摹。经两年半的辛苦劳作，共临摹南北朝、唐、五代绘画作品276件。这批艺术品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轰动一时。大千先生用他的神笔，用夹江纸艺术地再现了敦煌画作，徐悲鸿、柳亚子、于右任、叶圣陶等对此推崇备至。

“大千纸”也由此闻名全国，并与安徽宣纸并驾齐驱。张大千曾将夹江手工纸与安徽“玉版宣”纸相媲美，赞为“国之二宝”。2006年，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