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悦

最近，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区作家路远的新著《红城时代》。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贫苦牧民噶拉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长为优秀革命战士的故事。虽然这样的革命题材对于路远是陌生的，但是他仍然找到了故事的叙述方式。他像以往那样努力讲好一个吸引读者的故事，在整体内容上突出小说的传奇性，增强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穿插缠绵的爱情故事，融入悬念迭起的谍战因素。结构上，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北方的草原，与南方的三大家族，最后，两条线索渐渐合二为一，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噶拉和江南由贵族小姐成长为女革命家的水小愚也走到了一起。这种别开生面的结构突破跨越了地域界限。路远以前的作品，场景大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如《红狼毒》在鄂尔多斯草原，最多写到与内蒙古接壤的河曲县；如《布里亚特女裁缝》从化德县写到锡林浩特南部的草原；而这部作品，却是从兴安盟的王爷庙，到浙江嘉兴南湖，再到上海，北平，沈阳，东北大森林。故事的发生地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辐射颇广，这么一来，视觉就非常广阔了，在引起读者兴趣的同时，也使作品显得大气而厚重。

精心布局的结构铺展开引人入胜的情节，情节又是性格的历史。此书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几乎每一个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人物来自多个民族，汉族有南湖烟雨巷的三大家族，有六位青年，有水家的水小愚，陶家的陶大可、沈家的沈静等；蒙古族有噶拉、珍珠、阿云嘎、南迪；鄂温克族有列娜、尼鲁；满族有奥蕾、小亲王弈昕；俄罗斯族有老谢等，每个人物都赋予了他们一种个性特征，譬如主人公噶拉的顽皮任性，甚至于爱在女孩子面前吹吹牛皮，这并不会掩盖他的真诚和勇敢，以及他嫉恶如仇的性格；如珍珠姑娘，她就是一个天然未琢的璞玉，她对噶拉的一往情深，不加掩饰，符合草原女孩子的个性。此外，如贵族格格奥蕾的傲慢，如鄂温克女猎手列娜的火一般刚烈，如小愚儿的端庄稳重，陶大可对革命的坚定性以及牺牲精神，都在他们各自的形象中得以体现。

不是语言叙述的时代，而是叙述语言的时代。路远在安排好小说的结构布局之后，很重视调整出对应结构的语言。他语言文字力求简短精炼，每一个章节也很短，犹如电影的快节奏的镜头闪过，吸引读者一口气读下去。语言虽简练但并没有舍弃或忽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书中叙述了引起日军侵华借口的中村事件、日军进攻北大营的九一八事变、伪兴安省的成立、上海的“日僧事件”以及三友会社事件、日军借口侵略上海的事件、王爷庙士官军校的起义和“铁血军团”的起义事件。

路远还在书中描绘了骏马、黑狼、金雕等几种动物。他笔下的动物都是具有灵性的，它们不是自然界原始的动物，而是被赋予了某种特殊能与人情感交流的动物，突出了路远一直认为的——人与自然原本就是一体的理念。

路远青年时代在内蒙古草原牧区生活，中年又来到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工作。他熟悉北疆文化，并且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面对着这个红色革命题材，路远以北疆文化的视角进行探究，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入侵等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正是这种认识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和情感厚度。

按照路远的创作计划，他是要写成三部曲的，这本书只是第一部。第二部写噶拉和水小愚的爱情，他们同在一个骑兵团，参加严酷的战斗，由一对冤家而成为知己。第三部则写解放战争，写内蒙古骑兵的壮大，直写到新中国成立。祝愿路远能够写出一部红色革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