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燕燕
张耘睿的第一部长篇探索小说《我的探索之旅——我和达尔文的故事》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当十岁的他用二十五万字的篇幅重构进化论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神童的诞生，而是一种新型童年叙事可能性的开始。
我认识张耘睿时，他刚上幼儿园大班，第一次见面，我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告诉我他在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去年，大他一岁的哥哥张纭毓出版了两部长篇纪实文学《桂林游记》和《西双版纳游记》，当读者惊呼张纭毓为天才的时候，弟弟张耘睿也不甘示弱，完成了这部二十五万字的长篇探索小说《我的探索之旅——我和达尔文的故事》。并且在这期间，成为内蒙古电视台少儿春晚主持人、北京电视台少儿春晚主持人、第二十届青少年冰心文学全国形象代言人，同时荣获首届“梅雨潭杯”华语青少年生态文学奖、莫奈国际艺术奖、文化和旅游部艺术朗诵表演8级等国家级奖项。所谓的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天赋。谁能想到这个小明星主持人小时候有结巴的毛病？他在获得第十九届冰心杯青少年文学奖的文章里记录了《从结巴少年到金话筒小王子》的蜕变过程。可见，天赋固然重要，后天的勤奋更重要。
张耘睿的《我和达尔文的故事》以其独特的陪伴式成长叙事，将科学巨匠达尔文“降维”为童年玩伴，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完成了对进化论这一复杂科学理论的童趣解构，让艰深的科学理论穿上了童话的外衣，却又不失其内在的逻辑严谨性。
他笔下的“达尔文”形象是对科学史人物儿童化书写的重大突破。他颠覆了教科书上那个严肃的白胡子老头形象——达尔文8岁那年妈妈不幸得病去世了，本来就腼腆的达尔文变得更不爱说话了。上学后，他不仅连自己的国语都说不标准，数学更是一窍不通，有一天晚上，他在宿舍用煤气灯烧叶片被校长发现因此退了学，因为达尔文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辍学后的达尔文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父亲想要他继承自己的医学事业，可是进了手术室，达尔文才发现自己竟然晕血。达尔文的父亲又将达尔文送到剑桥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可达尔文对神学一点也不感兴趣。好在剑桥大学有不少优秀的博物学家，其中让达尔文最钦佩的两位教授，一位是研究植物、矿物学、化学和昆虫的亨斯洛教授，一位是地质学家基威克。自打认识了两位老师之后，达尔文就经常逃神学课，跟两位老师一起去各处捉昆虫。
“一次达尔文找到一棵树，把树皮抠起来，看见下面有两只非常稀有的甲虫，都是他不认识的昆虫，他用手抓住两只，这时他发现了第三只新奇的甲虫，他一兴奋就把其中一只甲虫含进嘴里，空出手去抓第三只甲虫。结果嘴里的这只甲虫发出非常难闻的气味，一瞬间他觉得很难受，他忍不住吐出虫子的时候，松开了手，最终三只甲虫都逃之夭夭。”
《我和达尔文的故事》构建了一个立体的知识框架，其广度令人叹服。书中对古典文学的引用不是简单的讲故事，而是将其与达尔文日记相勾连，比如《诗经》里，“伯劳鸟”的名字来源于尹吉甫那句深情的呼唤：“伯其劳乎”。每当人们看到伯劳鸟在枝头啼鸣时，便会想起这个悲伤的故事，想起那首充满哀愁的诗歌。伯劳鸟，也似乎成了这份哀思的象征，静静地传唱着那份深沉而悠远的情感。达尔文告诉我，伯劳鸟也被叫做饿鸟，傻子伯劳，它常常站在高处发呆，其实它是在长期观察。伯劳鸟养成这样爱好也是跟它自身有关系的。伯劳可以算猛禽之下最凶的鸟，可是它们的腿部肌肉并不是很发达，爪子也不锋利，所以在吃猎物的时候，就会把猎物穿刺到树枝的尖刺上，然后用它唯一有优势的鸟嘴，借助树枝的力量把猎物分尸切块，然后慢慢享受。
在儿童尚未被学科藩篱限制的大脑中，文学、历史与科学自然交融，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张耘睿似乎本能地把握了怀特海所说的“教育节奏”，在浪漫阶段让知识以整体、鲜活的方式进入心灵。
从叙事学角度看，我与达尔文的现实冒险构成明线，而进化论的发展历程作为暗线贯穿始终。这种复调叙事在儿童文学中极为罕见，张耘睿却处理得游刃有余——
“达尔文在野外观察并不是那么开心的，不是每天看鸵鸟那么简单，我们还遇到过很多的危险。从内格罗河到布兰卡港，达尔文又要晕船了，达尔文登陆美洲之后就不愿意再坐船。但小猎犬号有一个任务是要绘制海岸线地图的，从地图上看，达尔文走的陆地，小猎犬号走的是水路，就像那歌里唱的一样，一个在岸上一个在水里面，总要找一个地方碰面，于是就约定好到布兰卡港见面。”
在经典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中，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将7—11岁划分为“具体运算阶段”，认为儿童尚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思维。张耘睿的作品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框架——通过建立丰富的类比系统和叙事脚手架，十岁儿童同样能够驾驭复杂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知识整合能力，既得益于信息时代的知识可获得性，更源于新一代儿童未被学科界限禁锢的思维自由。童年叙事不仅能讲述简单的生活故事，也能驾驭复杂的科学思想；张耘睿用二十五万字证明：只要给予儿童适当的表达自由和知识支持，他们的思维能到达我们难以想象的高度。
我们或许应该重新思考“儿童文学”的定义边界：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不是成人对儿童的俯就，而是儿童智慧的自主绽放；不是复杂思想的简单化处理，而是认知模式的创造性转换。《我和达尔文的故事》宣告了童年叙事新时代的到来，在这里，儿童不仅是故事的听众，也是知识的讲述者，科学的解读者，以及文明的对话者。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