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

我是被风声叫醒的。北方的春风不温柔，它从开阔地赶来，带着尘土和干草的气息，把院子里的什么东西吹得哐当响。睁眼时，窗棂上正挂着半明半暗的光——这是春分特有的时辰，连光线都学会了平衡术，不偏不倚地停在夜与昼的界碑上。玻璃窗外，天刚蒙蒙亮。

这是表叔家的东厢房。炕烧得热，被子暄软，可我醒来的那一刻，还是愣了几愣——这是哪儿？等想起来，心里就沉了一下。老屋不能住了，屋顶漏了两处，院里草长得比膝盖还高，锁也锈死了，昨天掰了半天没掰开。表叔说，就在这儿住下，反正就你一个人。我点头，可心里知道，这不是家。

推开门，一股凉气扑面而来。前几天下过一场小清雪，薄薄的，落在背阴处还没化净。院角的柴垛上，还残留着一道一道的白，像是夜里的霜雪还没来得及撤走。表叔正在院里忙活，他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砂纸，在磨一把锄头。旁边放着几样已经磨好的农具——镐头、铁锨、镰刀，都擦得锃亮，靠在墙根底下。抬头看见我，说：“起这么早？春分这天，得把家什都拾掇出来。地一化透，就该忙了。”我点点头，蹲下来看他磨。砂纸擦过铁器，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急不缓，有着节气的节奏。磨了一会儿，他忽然说：“等会儿去老屋看看？门要是还打不开，我那儿有斧子。”我说好。

院里东墙角堆着几袋东西，用塑料布苫着。表婶正从那底下往外舀什么，我凑过去看，是黄澄澄的玉米种子。她抬头说：“趁今儿天好，拿出来晾晾。春分晒种，出苗齐整。”我帮着把袋子都打开，种子摊在塑料布上，阳光一照，亮得晃眼。旁边还有几袋化肥，白花花的，堆得整整齐齐。表叔说：“化肥是前几天从镇上拉回来的，今年贵了不少，可不买又不行。农家肥也攒了一冬天，够用了。”他指了指后院的方向，“你表叔这冬天没闲着，天天往圈里垫土，沤了一冬的粪，开春全拉到地里去。”我走到后院看了看，果然堆着好大一堆沤好的农家肥，黑褐色的，冒着丝丝热气。表叔跟过来，抓了一把给我看：“你闻闻，这才是好东西。化肥是急脾气，农家肥是慢性子，两样掺着用，地才养得肥。”他的手粗糙，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可抓起那把肥来，像是在抓一把金子。

太阳升高些了，我往老屋走。路上还能看见前几天那场雪的痕迹——道边的枯草窝里，藏着星星点点的白；背阴的土坡上，雪还没化尽，薄薄的一层，像是大地最后的冬衣。脚踩上去，土是软的，冻层已经化透了，可那股凉气还是从脚底往上钻。春寒料峭，老话真是没错。

路过村口的老井。井早就封了，井台上长满了草，可那棵歪脖子柳树还在。柳条已经泛黄了，软了，在风里摆来摆去。柳芽刚破苞，小小的，毛茸茸的，黄绿黄绿的，还没舒展开。这柳树让我想起小时候，每年春分，我们会来折柳枝，编成帽子戴在头上，满村子跑。说是“春分戴柳，百病不沾”。那些柳帽后来不知丢在了哪里，连同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一起消失在时间的河里。

正想着，头顶忽然传来一阵叫声。抬头看，是一群大雁，人字形排开，正往北飞。叫声嘎嘎的，粗粗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就在耳边。它们飞得不高，能看清翅膀一扇一扇的，缓缓地，有力地。这群大雁过去，不一会儿，又飞来一群天鹅，白白的，在灰蓝的天上格外显眼。它们的叫声更清亮些，像是一种呼唤，对北方，对春天，对这片刚刚苏醒的土地。

我站在井台边，仰着头，一直看着它们飞远，变成一个个小黑点，消失在北边的天际。小时候，父亲也会这样仰着头看。他说，大雁天鹅飞回来的时候，河就该开了，地就该种了。我问他，种地干啥？他说，种地能活命。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

老屋在村东头，走不多远就到了。远远的，先看见那棵老槐树，比我离开时长高了些，也老了些。走近了，才看清院门的样子——木门斑驳，漆皮卷起，一片一片的，像冬天的树皮。门上的铁锁锈成一疙瘩红褐色的瘤，钥匙孔早堵死了。我昨天掰过，纹丝不动。今天带了表叔给的钳子，夹住锁扣，使劲一拧，咔的一声，锁扣断了。推开门，吱呀一声，惊起几只麻雀，扑棱棱地从院子里飞起来。

院子里的草，真的比膝盖还高。枯的枯，青的青，乱蓬蓬的，把原先的路埋得严严实实。去年的蒿子秆还戳在那儿，比人还高，干透了，风一吹，哗啦啦响。前几天那场雪，在草根底下还剩下一点痕迹，白白的，湿湿的，像是冬天最后的一口气。我拨开草，一步一步往里走。裤脚被草上的雪水打湿了，凉飕飕的。走到正房门口，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屋里黑漆漆的，有股霉味。借着门口的光，能看见灶台上的灰，厚厚的一层，盖住了母亲当年烙饼的鏊子。里屋的炕上，被褥还在，卷成一堆，颜色已经看不清了。墙上挂着父母的相片，黑白的，镶在镜框里，镜面上落满了灰，他们的脸模模糊糊的，像隔着雾看。

我在屋里站着，站了很久。想哭，哭不出来；想喊，喊不出来。就那么站着，像一个被掏空的人。

出来时，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那棵老榆树还在，枝杈伸得老高。春分时节，它还是不急着发芽，可仔细看，枝头已经挂满了“榆钱”的骨朵，毛茸茸的，灰绿灰绿的，一串一串的，还没打开。树下那个石墩还在，是父亲当年坐着抽烟的地方。我走过去，在石墩上坐下。石墩凉凉的，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气。父亲在这石墩上坐了多少年？他抽烟的时候，看的是不是也是这棵榆树，这个院子，这片天？

后院传来一股熟悉的味道。我绕过去看，墙根底下，是父亲当年沤肥的地方。那地方还在，可已经空了很久，只剩一堆烂柴禾和碎瓦片。小时候，每年冬天，父亲都会在那里积肥——把圈里的粪挑出来，垫上土，再挑出来，再垫上土，一层一层地沤着。开春的时候，那堆肥沤得黑亮亮的，冒着热气，拉到地里去，庄稼长得比谁家的都壮。父亲说，地是有灵性的，你给它吃好的，它就给你长好的。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可那个沤肥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坐了很久，直到太阳晒到身上，把那股凉气一点点赶走。院里很静，只有风把枯草吹得沙沙响。这声音，像是在说话，又像不是。

关上门，锁扣断了，门关不严，虚掩着。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个破败的院子，看着那棵老榆树，看着门窗上那几块完整的玻璃。玻璃也旧了，蒙着一层灰，看不清里面，可它们还在，完好无损地嵌在窗框里。想起小时候，每年春分，母亲会把这院子扫得干干净净，把冬天积的枯枝败叶拢成一堆，点火烧了。青烟升起来，满院子都是草木灰的味道。父亲会搬出梯子，把门窗检查一遍，该修的修，该补的补。然后从库房里搬出种子袋，一袋一袋地检查，看有没有受潮，有没有生虫。我就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追那些被烟熏出来的虫子。祖母还活着的时候，会坐在门槛上纳鞋底，嘴里念叨着：“春分扫尘，一年不生病。春分选种，一年不挨饿。”

如今，院子还在，人没了，种子也没了。

村外那条小河，也该开始化了吧。这么想着，就往河边走去。河不远，出了村走一里多地就到了。远远的，先听见水声——细细的，泠泠的，像是有人在轻轻地说话。走近了，才看清河的样子。河面大部分还结着冰，灰白灰白的，可岸边已经化开了，露出一道窄窄的水面。水清得很，能看见底下的沙和石子。冰的边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地方已经塌下去，露出黑亮亮的水；有的地方还伸着，像一只只透明的舌头，舔着春天的气息。水就从那些冰缝里流出来，挤出来，一点一点地，汇成细细的水流，往下游去。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水汽和冰的寒气。可这凉里，已经有了不一样的东西——是湿润，是活气，是冬天正在退却的迹象。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冰得刺骨，可又不像三九天那种干巴巴的冷，而是带着一种苏醒的力量，顺着指尖往胳膊上爬。

河对岸的柳树已经泛黄了，软软地垂着，枝条在风里摆来摆去。再远些，是空旷的耕地，黑黝黝的，泛着潮气。去年秋天的玉米茬子还留在地里，一排一排的，齐齐地戳着。有几个人正在那边地里忙活，弯着腰，是在拾茬子，拢成一堆一堆的，准备烧掉。再过些日子，清明一到，就该翻地施肥了。我看见地头上堆着几堆黑乎乎的东西，是农家肥，已经从村里拉过来了。旁边还放着几袋化肥，白花花的，等着撒到地里去。

河面上又传来几声鸟叫。抬头看，又是一群大雁，还是人字形，还是往北飞。它们叫得比刚才那群更急些，像是赶路的样子。我仰着头，看着它们飞过河面，飞过柳树，飞过那片空旷的耕地，渐渐变小，变远，最后融进灰蓝的天色里。

回到表叔家，表叔正在院里晒种子。那些玉米种子已经摊开了，黄澄澄的一大片。他蹲在旁边，一颗一颗地挑着，把瘪的、破的、颜色不对的拣出来，扔到旁边的盆里。我蹲下来看他挑，他的手不快，可是稳，每一颗种子都要看一看，捏一捏。挑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说：“你爹挑种子，比我还仔细。他种了一辈子地，知道什么样的种子长什么样的庄稼。”我说：“我记得。”

表婶从灶房出来，问：“晌午想吃啥？”我说：“随便。”她说：“包饺子吧，春分吃饺子，耳朵不冻。”表叔笑了，说：“春分过了，就不冻耳朵了。”表婶瞪他一眼：“过了春分，还有明年呢。”两人拌着嘴，一个去和面，一个去剁馅。我坐在院里，手里捧着那把种子，听着他们拌嘴，心里忽然暖和了一点。

这暖和，和父母在的时候不一样。可也是暖和。

下午，我一个人往村后的土岗上走。土岗不高，走路一袋烟的工夫就到。岗上的春分，比村里更分明。杨树还没放叶，枝条直挺挺地戳着天，但仔细看，枝头已经挂满了“毛毛虫”——杨树的花，毛茸茸的，紫褐色的，一串一串垂下来。风一吹，它们就晃，晃着晃着，就落下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没有声音。地上的草刚冒头，稀稀拉拉的，盖不住土。前几天那场雪的痕迹还在，背阴的地方，薄薄一层白，像是冬天舍不得走，一步三回头地张望着。

站在土岗上往南望，能看见整个村子。土坯房，瓦房，稀稀拉拉地散在平原上。炊烟正从各家的烟囱里升起来，直的，弯的，粗的，细的，慢慢升到半空，被风一吹，散了，和天边的云混在一起。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几声鸡鸣，隔着那么远，听不真切，却让这空旷的平原有了活气。我找到老屋的位置，却看不清哪间是。它太破了，太旧了，和周围的房子混在一起，分不出来。

土岗北边是一片空旷的耕地。地已经化透了，黑黝黝的，泛着潮气。远处，又是那条河，弯弯曲曲地躺在那里，像一条灰白的带子。能看见河面上亮晶晶的，那是化开的水面在反光。再往北，是另一道土岗，光秃秃的，还没绿的意思。

站在土岗上，风从北边直直地吹过来，干干的，凉凉的，带着泥土翻开的腥气。这风，和几十年前的风是一样的。那时候，父亲每年春分都会来这里，看看地的墒情，抓起一把土，攥紧，松开，看它能不能成团。他说：“春分看墒，一年不慌。”我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抓土，攥紧，松开。土是凉的，潮的，从指缝里漏下去，被风一吹，散了。

那时候，父亲还会盘算一年的农事。春分一到，活儿就排着队来了——先要把粪肥拉到地里散开，再把地翻一遍，把茬子拾干净，然后等着清明前后播种。玉米种什么，谷子种什么，黄豆种哪块地，高粱种哪块地，他心里都有数。晚上吃完饭，他会把种子袋拿出来，一袋一袋地看，一边看一边念叨：“这袋玉米是去年的，出苗好；这袋谷子是前年的，不知道还行不行……”母亲在一边纳鞋底，偶尔插一句嘴：“行了，你都念叨八百遍了。”父亲就笑笑，把种子袋收起来，卷一支烟，坐到院里抽去。

如今，我也会盘算这些了。可那些种子袋，那些念叨，那些坐在院里抽烟的夜晚，都回不去了。

正想着，头顶又传来一阵叫声。抬头看，又是一群大雁，还是一字排开，往北飞。这是今天的第几群了？数不清了。它们就这么一群一群地飞过去，叫着，赶着，把春天从南方背到北方，背到这条还没完全化开的河边，背到这片还没播种的土地上。

太阳偏西时，我往回走。路过老屋，又站了一会儿。夕阳照在老屋上，把那面土墙照得黄黄的，暖暖的，像是镀了一层金。院里的老榆树，枝杈上落着几只麻雀，一动不动的，像几个剪影。门窗上那几块玻璃，被夕阳一照，亮得晃眼，看不清里头。可我知道里头有什么——有灶台，有炕，有墙上的相片，有满屋子的灰，和一屋子的空。

表叔表婶还没睡，坐在堂屋里看电视。新闻联播的声音开得老大。看见我进来，表叔把声音调小了些：“饿了吧？锅里有饺子。”我去灶房，掀开锅盖，饺子还温着。盛了一碗，坐在院里吃。夜凉了，可饺子还温着。吃了一个，韭菜鸡蛋馅的，是春天的味道。吃完饺子，我回东厢房躺下。 表叔家的炕真热。再过些日子，清明到了，先去坟上看看他们，然后回来，帮着表叔下地播种。春分不是上坟的日子，是磨农具、晒种子、拉粪肥、看墒情、看河开、看候鸟飞过、晒太阳、等春天真正到来的日子。父亲在的时候，就是这么过的。

这么想着，心里好像踏实了一点。再过半个月，地就真的醒了。河就真的开了。种子落进土里，雨水落进土里，那些睡在地下的人，也能听见春天的动静吧。

窗外，又一群候鸟飞过。叫声远远地传来，在春寒料峭的夜空里，格外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