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
近日，2025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及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大奖公布，内蒙古作家水孩儿的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入列排行榜第六位，《一个人的户口簿》斩获年度一等奖。此前，她的《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获得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短短两年间，水孩儿三度登上国内散文界的重要领奖台，与梁晓声、刘庆邦、阿成等散文名家并肩而立。那么，在散文写作日趋多元、评判标准各异的当下，水孩儿的散文究竟是凭借怎样的特质，获得了持续而广泛的认可？
作为长期关注水孩儿创作的评论者，我认为，水孩儿的散文的最核心个性在于：以极致的“真”为底色，在“在地性”与“世界性”的双重维度上，完成了从个体生命经验向人类普遍情感共鸣的跃升。这既是一种写作姿态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学能力的证明。
一、“真”为起点：从废墟中长出文字
水孩儿的写作有一个无法绕开的生命原点——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她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吴代庄村，大地震发生在她两岁时，却成为贯穿她整个创作的精神胎记。在她的散文中，地震从来不被当作遥远的历史事件来叙述，而是作为切肤的、持续在场的心灵创伤被反复书写。
读罢《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有些细节描写令人久久难忘：父亲因阿尔茨海默症住进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养老院，夜半时分，他会从梦中惊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地上，惊恐地呼喊“地震了”。“房梁折断”“孩子被压”“洪水袭来”——这些四十多年前的场景，在父亲混沌的意识中循环复现，如同一个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护工阿姨告诉他：“孩子们救出来了”，他转而哀求：“老二，老二还在树杈上！”
这些细节之所以具有震撼力，不仅因为其真实，更因为水孩儿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她从未居高临下地“讲述”苦难，而是让苦难在人物的日常言行中自己开口。父亲的呓语、母亲的哽咽、废墟上捡拾砖头的身影——一切都被她以近乎纪录片式的冷静呈现在读者面前。著名评论家白烨曾评价她的写作“引导读者反观自身，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这种引导不是通过说教完成的，而是通过对生活本真状态的呈现实现的。
水孩儿曾在2016年出版的散文集《一朵云》的序言中写道：“来内蒙古十年，十年的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性格里的那份真。”这句话可以视为她全部创作的自白。所谓“真”，在她那里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生命经验的忠诚，绝不粉饰苦难，也绝不沉溺于苦难；二是对文字本身的诚实，不堆砌辞藻，不故作深沉，力求每一字都有千钧之力。
二、白描的力量：不写之写与不言之言
如果仅有“真”的情感底色，散文可能停留在个人倾诉的层面，难以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品。水孩儿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找到了一种与她的“真”相适配的修辞方式——白描。
作家吕波曾在《心灵深处的深情回望——评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获奖作品〈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一文中说到，水孩儿的文字“简练有力，没有冗余的修饰，却能在寥寥数语中勾勒出深沉的情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她多用短句，力求每一字都有千钧之力，每一句都含万钧雷霆”。这种写作风格在《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试看她如何写一家人在地震后重建家园的过程：“几场风吹过，几场雪落下，孩子们就长大了。”仅用十几个字，便完成了时间的跨越，将岁月的艰辛与坚韧压缩进风雪的意象之中。
水孩儿的白描之所以有力，关键在于她深谙“不写之写”“不言之言”的写作智慧。她从不将情感和盘托出，而是通过细节的节制呈现，将更大的阐释空间留给读者。作家常耀宗在《地域与情感间的灵魂回溯——读水孩儿散文〈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一文中指出：她没有写父亲如何进入养老院、如何生活和治疗；没有写自己因父亲的病吃了多少苦、承受了多少压力；没有写父亲梦中惊醒给她造成了什么样的痛苦——但所有这些“难言之痛”，都通过对父亲病中行为和往事回望的平静叙述，被写入了文章的背后。
这种写作方式让人联想到史铁生。吕波先生将水孩儿的散文与史铁生的并置，指出二者共有“冷峻与温情的滋味”。史铁生善于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哲理，水孩儿同样如此。但她比史铁生多了一层“在地性”的底色——她的文字始终扎根于冀东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泥土之中，从具体的、可触可感的生活细节出发，而非从抽象的理念出发。
三、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辩证
水孩儿的散文近年频频获奖，其影响力甚至进入国际视野。2025年，她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忽然而已》荣获第二届国际冰心文学奖“世界华语文学奖”，与英国诺贝尔奖得主古尔纳、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索因卡等世界级作家同列名单。这一荣誉的意义在于：水孩儿的写作虽然植根于中国北方最具体的土地经验，却能够跨越文化藩篱，触发普遍的人类共鸣。
这种世界性从何而来？我曾在《生根与远行：从北方土地到世界回响——论水孩儿文学创作》一文中提出“蒲公英式写作”的概念，用以描述水孩儿的文学路径：她的作品深深扎根于中国北方的土地，但其承载的关于生命与韧性的种子，却能乘着奖项与出版的“风”，飘向世界的角落，寻找心灵的共鸣地。换言之，她的写作不是通过迎合国际口味来获得认可，而是通过对地方经验进行最深情的挖掘与淬炼，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人类情感的通用语言”。
以《黄河好人》为例，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包头黄河边一支民间义务救援队30年来的平凡坚守。这无疑是极度“在地”的题材，但其蕴含的生命至上、邻里互助、无私奉献等价值，却具有跨越文化的普适性。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所言，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引导读者“反观自身，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当这样的作品被译介，它所传递的便不再是关于“中国好人”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类美好”的故事。
水孩儿散文的世界性，归根结底来源于她对“人”的深刻理解。无论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还是黄河岸边的救援队员；无论是冀东平原上的父老乡亲，还是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她笔下的人物总是具体的、独特的，却又总是能够穿透时空的阻隔，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影子。
四、“个人史诗”与人类共鸣
综观水孩儿的散文创作，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生命线索——她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中走出，历经河北乡村的贫寒岁月，辗转至内蒙古高原开始新的生活。这一过程既是个人的成长史，也是时代的变迁史。
学者王芳教授将水孩儿的创作概括为“个人史诗”与“人类普遍价值”的深刻共振（《烟火日常中探寻生活的真谛与历史的厚重——评世界华人周刊2025年度影视文学奖作品〈东家火西家烟〉》。水孩儿的过人之处在于，她并未沉溺于私人化的苦难叙事，而是将个人经验，升华为关于人类如何在绝境中求生、重建、在苦难中提炼希望与爱的普遍经验。无论是《忽然而已》中那位“将泪水晒成菜里的盐，诗播进田里”的坚韧女性，还是《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中那位一生都在盖房子却始终居无定所的父亲，都超越了地域性的私语，触碰到了人所共有的情感神经。
这种“个人史诗”的书写，在她近年的散文中呈现出愈发成熟的样态。首发《湖南作家》的长篇散文《梦里花落知多少》和首发《骏马》杂志的《一个人的户口簿》便是她对个体生命与历史记忆之间关系的持续开掘。这两篇作品能够在同一年度分获排行榜第六位和一等奖，证明水孩儿的散文创作已进入稳定而高质的阶段。
水孩儿的散文能够频频获奖、与名家并列，可以归结为：她找到了“真”的两种抵达路径——向内，是对自我生命经验的忠诚书写，以白描和留白的方式，让苦难自己开口；向外，是对人生价值的敏锐捕捉，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人类情感的通用语言”。
从冀东平原到内蒙古高原，从《一朵云》到《忽然而已》，从国内得奖到国际获认可，水孩儿的文学之旅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最诚恳的个体生命叙事，往往能够抵达最深远的人类共鸣。在散文写作日益多元的今天，她的创作实践为“中国故事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值得珍视的范本。
水孩儿曾引冯骥才先生的话自勉：“挺起脊梁做人，背负责任作文。”读她的散文，我们能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挺直的脊梁和自觉的担当。这或许是她区别于众多散文写作者的根本所在——她的文字里住着人，住着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从未放弃的普通人。而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真实、最动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