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生贵

书写之于我，关系极简单，即读书与表达使然——身为中华大地上的读书之人，自然应该与之有缘相系，甚或伴之以终身。

我个人对书写的理解：文化是其母体，或曰是根性之所在，书写由此而生成，同时也成为文化的体现与表征。一部中国书写史告诉我们，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所以，我一直以来存有一个观点，即，若将中国历代有成就的文人移之当下，个个堪称底蕴深厚且个性鲜明的书法家。

这里姑且不论其在文化层面上的涵义，仅就学习者个体而言，我认为书写的意义至少有三：表达与交流（传播）之用，此第一义，是首要的，也是必要的；创造与审美之趣，以体现其艺术特质，此其二；涵养心性之意，即纯粹的精神修为，此其三。这三者若能自然融通，便是书写的好境界。这点浅见，抑或并无多少新意，但的确是本人真真切切体悟到的，而且我自己正是这样对待文字书写的。因此，我更看重心灵独悟与笔墨表达的内在意脉。

我虽然也相信书写有“法”——包括某些技艺上的讲究，但绝不认同任何对此夸大其词的说法；至于有人把“书法”说得玄之又玄，我只付之一笑。众人皆知，即便是那为“历代宝之”的书中神品《兰亭集序》，岂不也正是王義之与文朋诗友约聚兰亭，在酒香诗美情境中的畅意挥毫吗？称之为即兴所至、自然而成的显例，并无不恰。古人有言：“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这是大境界。我虽自知不能及，但始终信奉之，相信“书道自然”，趣从中来；同时还相信“字如其人”，只要是自然而然地书写，便自有其个性所在——说到根本，性情是书写的灵魂，而惟通于此道者，方可自得妙趣，抵达至境。

我以为，就书写者自身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玩“法”，更不是炫“技”，而学养与文心才是根本，即，应当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美学品格，同时，还须守护住一颗宁静的心。否则，若因过分倚重于“技”以致落于匠气十足的俗，那无疑是舍本而逐末。说到底，书写者的造诣离不开其胸中之气象！

关于文化修养与心灵的守护，我特别看重读书与写作——至少对我而言是很适合的，所以长期以来对此守持有恒。超越直接功利目的读书与写作，是走向智慧山峰的一种践行，在此过程中，既可以见识先贤经典之妙，又可以领悟天地万物之理。我的笔墨书写，也恰是于读书与写作中自然生成的。如，老子的《道德经》即是置于我案头的经典之一，守之有年；每得闲适，便展纸命笔，抄录一章；经日累月，笔随趣生，凡九九八十一章，完整抄录数遍，自觉亦属笔墨适意也。此外，还书写些别的，同样是属于随趣而为——因为自己原本就是一个以教书与治学为主业的教师，所以只是余暇游心，信手写来，自得其乐，全无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