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

对于霜降，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我就是听着这样的话长大的、变老的。

霜降前后，北方的绿和热渐渐退去，只留下深深浅浅的黄在大地上伫立着，像一幅荒寒的油画。城外的土豆一车车拉进城里，小区随处可见晾晒的大葱、大白菜。在这冷热交替的时刻，阳光变得异常珍贵。

此时，绵延千百年的秋收，还在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想不到的是机器取代人的神话实现得如此之快，收割机马达轰鸣，庄稼轻而易举被征服。如果没刮大风，苞米、水稻没趴下，就是好年头。

十几年前，当我置身于无边无际、干巴巴的苞米地里，手握镰刀，一株一株把它们撂倒，再用戴着小钎子的手，把沉甸甸的苞米棒子从层层叠叠的皮里一个个扒出来，我真是万分痛苦。早晚穿着秋衣秋裤的清冷，中午前后穿不住衣服的燥热，手脚不停、无数次重复一个动作，以及嘴唇上唾液风干成的黏膜，都刻骨铭心。那时的秋收多么原始、纯粹、热烈。 割地、扒苞米、拉地、打场……从早忙到晚，不分男女老少，各有各的活儿。能上地的上地，不能上地的做饭，不能做饭的哄孩子，用我奶奶的话说就是“三春不赶一秋忙”。苞米割完就扒，扒完就拉，都跟抢似的。拉苞米时，人在两边装，小四轮在中间走；如果人少，车就挂一挡，调好油门，它乖乖地顺着垄沟自己走；许多年后的今天，人们管这叫“无人驾驶”。

苞米棒子“哐哐”砸进车里，人和车在大地上竞走。我们迅速绕过一铺铺苞米秆子和无数尖锐的苞米茬，无数次虔诚地弯下腰去，像在朝拜什么。有时，白天扒晚上拉，凭借那点朦胧的星月之光，以及长期劳动赋予手脚敏锐的触觉，我们把粮食及时运回家。在深邃的夜空下，我躺在装满苞米棒子的车上，整个人和大地一起摇晃着，随着那些纵横交错、硌得腰疼的苞米棒子沉下去。

秋收时，父亲和哥几个总是合伙干。人多好干活，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就到头了。爷爷奶奶在家看一帮孩子、做饭。大饼子、大豆腐，没完没了的土豆白菜。有一回我奶烟熏火燎地忙活，抹布掉进锅也不知道，吃饭时被弟弟幸运地捞到了，他哭笑不得，说了好多年。

无数个日子，小四轮在田野里“突突”冒着黑烟，我那条叫“黑箭”的大狗跟着车跑，在土路上奔驰，在树林里穿梭，一会儿跑到前头，一会儿落在后边，耷拉着舌头。

霜降前后，庄稼都陆续倒下，但还有一样东西没有枯萎，那就是萝卜。“车轱辘响，萝卜长”；别说下霜，哪怕上冻，它们也水灵灵地绿着。第一次听到这话，也是在拉苞米的四轮车上，身边站着本家的黑叔。我们手里捧着刚从地里拔的不知谁家的萝卜，朝车板上使劲一磕，萝卜就裂开了，露出浑圆耀眼的白，像雪一样。人在车里颠颠站着，边走边啃。深秋的萝卜汁水充足，又脆又甜，辣味都被稀释冲淡了，吃的好像不是萝卜，而是某种珍奇的水果。

红萝卜、青萝卜、冰糖萝卜，在这片黝黑的土地上都能任性地生长，长到极致。它们紧贴地面，竭尽所能吸收大地最后的恩赐，在最卑微的低处，把苦涩变成甘甜，把风霜压进果实，完成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