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符号和运输标志，驼铃声声成为古代丝路上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大景观，长久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其实骆驼，作为外来“奇畜”不为人知与熟悉，也缺少相应精湛造型的艺术品，与唐代出现的大量骆驼文物相比，汉代及其更早的骆驼文物寥寥无几。因此，骆驼是在汉代被张骞通西域之后，才被逐步引进汉地。彭阳出土的人驼形青铜牌饰，对骑骆驼起到了一个教学示范作用，另外从其人物衣着形象来看，应是中亚一带的，不像是中原的汉人，体现出了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交流。

战国人驼形青铜牌饰（图①），1987年出土于彭阳县草庙乡张街村，通长5厘米、高6.5厘米。造型上：一骆驼前肢后屈，作平卧状，尾藏于臀下，昂首，目圆睁，正视前方。骆驼上骑一人，身着长服，下摆宽松，腰系带，回首，目视后方，右手握驼鬃，左手扶骆驼后峰。牌饰背面有一弓形小钮。这块“人驼形牌饰”的独到之处，是将人骑骆驼的初始状态显示得淋漓尽致。骆驼身躯高大，人如果不借助梯凳很难爬上骆驼的脊背。但使用梯凳，首先是梯凳体大体重，携带不方便；其次，在旅途时要减少携带的货物量。为此，人们训练骆驼卧下，降低高度，以便于人更容易爬上去，骑坐好后，再让骆驼站起来行走。因此，这块人驼形牌饰，很像是教授年轻人如何训练骆驼的教学示范图。

这件人驼形青铜牌饰正面有清晰纹饰，背面无纹饰，高低不平，应是浇铸工艺，并非灌铸工艺。浇铸工艺是将铜、锡等金属混合熔化的液体浇在单片陶范上，待冷却后所形成的牌饰。灌铸工艺，是将铜、锡等金属混合熔化液体灌入两个陶范合起来的注入孔内，所铸造成的青铜艺术品。

人驼形青铜牌饰上的人物，正在攀爬骆驼，虽然他的面部向内，背部面向观众，无法看清容貌，但从其衣着来看，身着竖条形长服，下摆宽松，腰系带，脚穿高腰皮靴。这种短衣窄袖，腰束带，身着条纹服饰、脚穿高腰靴，并非中国人的装束服饰，应该是西域中亚一带之人的装束。

在敦煌莫高窟第329石窟，是初唐时开凿的一处石窟，此窟的窟形平面为正方形，窟顶是覆斗形顶，四面斜坡内收至中心形成一个方形倒斗，故称“覆斗顶”。龛顶画佛传故事乘象入胎、夜半逾城。前一个情节表示释迦牟尼降生、也可说是入世，后一个情节表示释迦牟尼脱离人生的初始走向成佛的道路，因此这两个情节最能代表释迦牟尼一生从入世到出世而成道的经历。夜半逾城壁画中的悉达多太子与随从所穿的衣服正是“竖条形长服、束腰带”（图②）。竖条形衣服应是这一地区流行的也是常见的服装之一，与彭阳人驼形青铜牌饰上的人物衣着如出一辙。

中国人接受这种短衣窄袖，腰束带，身着条纹服饰、脚穿高腰靴的服饰装束，应该到了北齐时代。据《东京梦华录》·卷六载：“回纥（西域诸国）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阗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骆驼，毡兜铜铎入贡。”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勒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勒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蹀躞，如马之鞧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综上所述，彭阳出土的战国人驼形青铜牌饰，所含信息量大。首先可以看出是属于单模浇铸而成的青铜牌饰。从近些年的彭阳县境考古发现青铜作坊来看，此牌饰有可能系当地所铸造，牌饰也作为出口之物，游牧民族的骑驼纹饰更是深受西方人的喜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都把“中国风”视为一种高雅。因而，人驼形牌饰也是一种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品。其次是牌饰上的人物应属于西域人物，所骑的双峰骆驼应是已驯化好或者是正在驯化的骆驼，彰显了骆驼这一物种的驯化使用，通过丝绸之路之商贸、贡使、游牧转场或者战争等原因，从中亚一带而传播到了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区，并被这里的人所喜爱，被艺术家们以铸造牌饰的方式记录下来，成为一种青铜牌饰的艺术品。

（据《收藏快报》李进兴）